特别是年老体弱者，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生活无着，处境艰难。
在利益的驱动下，房地产商积极要求政府扩大征地规模。所以，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逐渐消除市场泡沫，使之朝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难题更为根本，它首先来自于肯尼斯•阿罗，又被博弈论的某些研究结论所支持。体系虽然完整，但问题依然存在且并不少见：《宪法》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过于简略，可操作性不强。其次，作为一种补偿标准，它也极不合理。应保障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和利害关系人的控告权、申请救济权。对于土地征收决定、补偿安置方案方面的纠纷，司法机关本应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受理，但面对强大的行政机关，却是有心无力。
短期内舍己利人的行为，长期看是利人利己。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再由政府决定征收补偿数额。村干部腐败现象也时有所闻，例如，吉林省桦甸市大城子村四位村干部合谋贪污征地款450多万元。
土地征收的立法宗旨应该有二：其一，确保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防止被征收人无理拒绝或漫天要价而使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实现。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第四，建立土地征收的撤销程序。对于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通过征收的方式来实现，并要进行利益衡量，在公共利益占绝对优势且具有必要性时才能征收，以防征收权的滥用，最大限度大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补偿问题上，应有协商的前置性程序，协商不成的，才能单方面决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数额。阿罗运用数理逻辑方法成功地论证了不可能性定理：完善的民主制度、完美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第一个难题与公共物品有关。第二，公益与私益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1982年《宪法》第10条共有五款，其中前四款分别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如果申请征收人与征收人不一致，则应建立议价机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益和私益是完全一致的。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租赁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权、对自留地（山）的租赁权、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租赁权。铁道、轨道、索道设施。损害自己的人，往往也会连累他人，这种影响随着关系的亲密而增强、随着关系的疏远而递减。
司法机关在受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时，也不能回避对公共利益作个案认定，发挥事后监督的作用。原子能研究所需的设施。
如陈良宇、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于飞等等。由此，公法权力可以任意剥夺私法权利，而私法权利也不能有效对抗来自公法权力的侵害3.政府功能定位不够准确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紧急征用当然也属于广义征收的一种，它与一般征收的唯一重要区别是，征收是永久性的剥夺，而紧急征用是临时性的剥夺。此外，不当征地还产生了破坏生态环境、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等不良后果。外因是作为条件的原因，法律制度上的错误安排和缺失（特别是有关征收立法的不足）是最主要的外因。在经济学上，存在所谓的公共物品，此公共物品有两个特性：一是供给上的连带性，即某一公共物品一旦生产出来，无论其利用者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不影响该公共物品的供给。
《宪法》第10条的前两款，确立了我国的土地公有制。（三）深层原因：观念的误区和体制的惯性1.权利神圣的观念未能确立在中国法制历史上，一直实行的是义务本位，与民众义务相对应的主要是君上与官吏的权力，而普通民众根本不知权利为何物。
国家也同样可以将私益当作公益来处理，例如将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将私人之间的相互侵害看作是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最终也都可以还原并体现为个人利益。
第三，改革官员考核指标，降低GDP政绩的权重。其它一切以土地为核心的合法权益，但原则上不包括担保物权。
第二，要让政府官员正确认识并处理公法权力和私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例如，北京市为建设亚运村，征收朝阳区大屯乡2900多亩土地，拆掉11个乡镇企业，一共只补偿1820万元，平均每亩地0.6万元。据调查，从1996年到2002年，中国耕地面积年均净减少1027万亩，2003年一年净减少3400万亩，2004年国务院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护耕地措施，但仍然减少了1000万亩。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地矛盾开始使得规范的潜在冲突现实化。
本课题组对湖北、贵州两省九县的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村委会就是一级政府，还有近一成的人表示搞不清楚。短期内损人利己的行为，长期看是损人损己。
过于抽象的规定使得冒用或滥用公益之名成为可能。其六，有时候完全补偿可能导致人为增加征收成本，导致相关公共利益难以实现。
限制征收客体，似乎是在保护权利人的私权，其实反倒有可能遮蔽征收现象，对权利人不利。但还远远不够：第一，应将土地补偿费改为征收损失补偿。
完全不为任何个人享受好处的公共利益是虚妄的。核电、核燃料开发所需设施。第六，来自村庄之上与之外的压力都大为减轻，农民不再有凝聚起来进行对抗的必要。第三，建立价格形成机制。
转引自王小刚：中国农村土地征收：问题、原因及改革方向，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09年10月总第25卷第5期。即征收是必要的，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没有对被征收人权益损害更小的措施可供采取。
对于已经出嫁、但户口仍在本村的妇女是否分配补偿款问题，多数农民都选择了沉默，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少数人中，分与不分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在山东省，有42.31%的农民回答了这一问题，答案全部是不分。于是乎，城市扩张的规划就成了现实征收的当然理由，其《宪法》依据就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我们也不能接受还原论的观点，不能接受凡整体利益皆虚妄、惟有个人利益真实的主张，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多数情况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而个人利益的确比公共利益更为具体可感、因而也更容易辨识清楚，同时也不能不对整体利益抱有几分怀疑。那么，除公益目的之外，土地征收还要符合哪些条件，立法未予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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